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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美学特质研究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26日 10:20 来源: 评论四川
作者: 李立

摘要:本文在历史的脉络中爬梳了川派文艺评论与川派文艺评论家,并总结出了三大基本美学特质。本文认为,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有着明确的地域性标识、独特的“地方路径”经验。但是它不是一个狭窄的地域性概念,而是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开放性概念,它在不断与时俱进。今天我们对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特质研究实际上是在找寻和确认川派文艺评论的“地方路径”,继承老一辈川派文艺评论家的风骨,挖掘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特质昭示着某种重写中国文艺评论史的可能。

关键词:川派文艺评论、美学特质、地方路径

一、什么是川派文艺评论?

“什么是川派评论?”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问题。2019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建设文化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艺评论,打响川派评论品牌”,川派评论首次出现在我省文件上。2019年6月20日《中国艺术报》发表《有“派”·有“劲”·有“根”——全国各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发展态势强劲》,第一次将“川派评论”与“粤派评论”“陕派评论”“闽派评论”等并列,“川派评论”在国家级平台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艺现象。2019年10月18日,《四川日报》整版刊发“发展川派评论,正当其时”的圆桌讨论,李明泉、李震、丁帆、黎风等一大批文艺名家撰文讨论。2020年10月,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连续在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召开“川派文艺评论:理论与实践”大型研讨会,与会代表不仅围绕川派评论进行历史性回顾更是对川派文艺评论进行未来展望,李明泉提出“明砍”的美学概念。可以说,从文件概念到学术概念,川派文艺评论在短短5年时间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2021年周纪鸿教授在《博览群书》发表《以“省+派”命名文艺评论流派,不妥》一文,文中对现有以“省+派”命名文艺评论流派的现象提出了看法,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川派文艺评论到底有什么样的美学特质?其美学特质是否能够在中国文艺评论版图中立足,是否能够“立得住、站的稳、走得出去,得到认同”?更重要的是,其美学特质对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的意义在哪里?

二、川派文艺评论的历史纵深线

应该说周纪鸿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有力的,所涉及到的思考也是当下文艺评论流派中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命名”与“研究”是两个问题。以“省+派”的命名最直接意义是文艺评论的分类,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文艺评论版图中方便找到,在文本的隐秘处也潜藏着评论家寻根情怀和身份标识。但美学特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即是说不管是不是流派,不管是哪个流派,我们都需要带着学术的刻度尺去评判这个群体是否具有风格的统一性,其美学特点是否明确,其风格是否一致。如果通过历史的纵深线找到了共性的美学特质,甚至描摹出了清晰的流变,那么流派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自身就构成了文学史的意义。如果我们转化这个视角的话就会把眼光放置在并不是争议“省+派”命名文艺流派这一分类原则,而是从历史的脉络中去打量这一分类命名的背后理据。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取得了非常大成就,在文学评论、电影评论、美术评论、戏剧评论、电视剧评论上形成鲜明的“麻辣烫”美学风格,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奏响了川派文艺评论的华章。仅就第二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来看有王一川、尹鸿、李明泉三人,他们不仅是77级四川大学生而且在他们青年时期无一例外都是文艺评论的爱好者和写作者,他们在80年代所写作的文艺评论文章不仅体现了个人对文艺现象的思考,也折射着80年代文艺思潮的印记。巴山蜀水的滋养,或长或短的四川经历不仅为他们日后的文艺评论写作创造了基础性条件,也为他们的风格成型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在文学评论领域,川派文艺评论涌现出了仲呈祥、王一川、尹鸿等重要文艺评论家,他们从新时期文学思潮出发,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以一种学院派的文风对新时代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进行评论,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看见川派文艺评论家文风的直觉和思想的犀利,看到西方文艺理论对其的影响。90年代初,当尹鸿研究弗洛伊德与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美学、王一川用语言学转向来拆解张艺谋神话,我们就能够发现这种影子早在80年代的评论实践中就显现了出来。

如果说仲呈祥、王一川、尹鸿代表着川派评论走向全国的姿态,其后的人生轨迹和四川渐行渐远的话,那么叱咤新时期川派文艺评论现场最具有代表性标识应该是四川文艺评论界的“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以犀利的语言、朴实的文风、锐气的批判不仅使得四川文艺评论在80年代引领风气之先,也为川派文艺评论在美学风格的共识性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等高校科研院所构成了川派文艺评论的核心舞台,《当代文坛》、《四川文学》、《美学新潮》、《青年作家》、《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等报刊媒介构成了川派评论的核心阵地,正是在上述平台上,川派文艺评论形成了初步的风格共识,那就是如同川人所倡导的“麻辣烫”——在语言上追求生动活泼,在力度上追求一针见血,在阅读共鸣中站在受众本位,在写作中力求清晰畅达,我手写我心。

三、川派文艺评论的三个基本美学特质

共识才能成其为风格,风格方可演化为流派。就川派文艺评论来说,它的美学共性体现为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开门见山的有话就说,清晰畅达的理论指向。当我们从这里出发细读文本,分析代表性川派文艺评论家的早期文艺评论作品时,我们就能够发现这种美学共性实际上体现了川人真诚豪迈的个性,本色做人的淳朴,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

这种美学特质第一是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80年代以来川派文艺评论家都努力在语言上保持着生动活泼、真诚朴实,强调着文艺批评的直接性和准确性,其所写作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论证有力。在笔者所找到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川文学刊物——四川大学《锦江》杂志中浓缩了77级川大中文系学生的思考,这本文学刊物的命运虽然最后并不完美,但是其所留下的文字饱含着思想的张力,张扬着青春的活力,浓缩着一代人的风华,在这本杂志上我们不仅可以看见龚巧明的小说,还能够窥见批评家的踪迹,不仅能够看见精美并附有时代感的封面设计、“编者按”的呐喊,还能够看见主管部门与川大师生的座谈,在发黄的文字中历史的草蛇灰线清晰可见。周裕锴在1980年《锦江》第3期所刊发的评论文章《郭沫若与标语口号诗》就是典型。该文针对“标语口号能不能入诗?”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仅清晰准确回答了诗歌语言应该具备的形象性特点和审美要求,而且针对郭沫若的口号诗进行了相当严肃思考,“严格的说,郭老的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诗包括《东风第一枝》,以政治概念掩盖了真实情感,以口号代替了形象,其中大部分看法只能算是分行排列、押了韵的各项政治运动文件。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大胆以至荒唐的看法,你完全可以反驳。”这种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清晰、准确、活泼的文风充分体现了时为青年评论家的朝气锐气,是今天川派文艺评论值得继承的历史遗产。

生动活泼的语言不仅表现在川派文艺评论家敢于质疑,还体现在川派文艺评论家敢于发问。1995年李明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我看‘新状态’》一文中,对当时文艺批评界的时髦现象进行了批评,对当时“后”(后现代”、“后新时期”、“后实验小说”、“后新写实小说”、“后朦胧诗”、“后殖民主义”)“新”(“新写实”、“新散文”、“新历史小说”、“新体验小说”、“新潮文学”、“新状态文学”)的理论术语满天飞进行了商榷。文章指出“作为作家个人,写他熟悉的乃至写他传奇般炼狱般涅桨般或丰富或深邃或瞬间或绵延的生活,本无可厚非,反而还应大力倡导,让其自由地抒写,但作为一种理论总结、一种文学样式、一种文学运动、一种创作原则、一种人文精神,‘新状态’说却严重忽略了中国社会现状的基本特点,对八亿多农民的生活状态没有纳入理论视野,对近年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实绩也未涉及,还莫言及军事文学、校园文学、企业文学、异域文学等所反映众多的现实的历史的生活层面。这就不得不使人感到‘新状态文学’的片面性。”1995年的中国文坛正是被各种主义轮番登场、各式西方理论概念裹挟的最前沿,“言必称后现代”成为了当时所谓的先锋前沿。在理论术语风起云涌的时刻,李明泉并没有迷失在理论的迷宫里,而是敢于冷静的思考发问,充分凸显了川派评论家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是“明砍”的诉求。如果“麻辣烫”更多体现在语言风格上,那么“明砍”就是开门见山的现场感、批评对象的直接性与介入现实的主动性。在我看来,“明砍”最重要的是介入现实的主动性,它充分凸显了评论家的主体自觉,新时代的川派文艺评论家并不是简单地发表观点提出意见,而是能够真正思考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能够发挥文艺评论的独特作用,为文艺政策的制定、落实创造条件。从尹鸿的电影评论实践来看,其倡导的“建设性现实主义”、“建设性文艺批评”贴近中国电影实际,其主撰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报告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其参与制定的《中国电影十四五规划》则更为真切的凸显了评论家的引领作用。

第三是“清晰畅达”的理论指向。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在很大程度存在的问题是被理论话语所宰制,这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所指出的一样,理论成为了评论的代言人。尤其是近年来法国哲学的流行使得文艺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上了“食古不化”、“以西释中”的毛病,构成了一种“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的典型症候。应该说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相比之下新时代川派评论在理论诉求上文风是畅达的,理论是明确的,指向是清晰的。以李明泉为例,在我所查阅到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以云遮雾罩的理论为先,恰恰相反,对理论的使用都力图打开天窗说亮话,从其引用的注释来看更多的是经典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注释。白浩的文艺评论无论是评文学、评小说、评诗歌还是评电影、评残奥会开幕式都少有法国哲学的影子。在白浩的文学评论中,理论的适用性和文字的生动活泼构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没有令人目眩的理论炫技,更多的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是感性充沛的情感荡漾。如果说法国哲学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更为明显的话,那么吴永强的美术评论则给我们开了另一扇窗,在吴永强的美术评论中始终存在一个“读者中心”,因此吴永强的美术评论始终是紧贴着画面,紧靠着时代,在绘画图像和哲学反思中确认着新时代的旋律。无论是最为传统的国画还是最为当代的行为影像,吴永强的美术评论都充满着极强的画面感,言之有物的论述不仅使文字与画面相互激荡,而且使文字洋溢着评论家的个性和才情。难能可贵的是,上述的川派文艺评论家虽然都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但是他们有着一种潜在的共性认识,评论并不是为了增添理论的深度,而是努力使文字文从字顺,努力使文字走进读者的心田。

四、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地方路径”

李怡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爬梳中找出了一条具体的“地方路径”。在李怡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有三条“地方路径”。以老舍京派文学为代表的“地方路径”再现了北京胡同的地域特色,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则凸显了“海派文学”的“地方路径”,关键是四川作家李劼人笔下的“大河三部曲”,使得作为“地方路径”的成都焕发出了某种不低于京派、海派文学的可能性,这一发现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着史料丰富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着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能性。

李怡对“地方路径”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李劼人,而且在对民国成都的报刊资料以及相关的文艺评论副刊中再次发现了“地方路径”的特殊性。报章体式的文艺评论、短评不仅丰富了“地方路径”的文学史料,而且使得我们对成都文学的繁荣有着某种程度的猜想。

如果我们借用李怡所提出的“地方路径”这一思路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那就是通过对川派文艺评论美学特质的归纳与总结我们发现了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地方路径”,从周裕锴、李明泉、李怡到白浩、吴永强,我们所看见的上述评论文章无一不展现着“接地气”、“讲真话”、“开门见山”的评论风格。这意味着在中国文艺评论的版图上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不仅是典型的“地方路径”而且有着超越“地方路径”的可能性,不仅在美学上有着“麻辣烫”、“明砍”的独特性,而且有着某种自给自足、自话自说的可能。这即是说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学术话语中心被集聚在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等地的现实下,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有着反地域化、去中心化的稳定性。这正如李怡对巴蜀文学意象进行的阐释一样,“‘洄水沱’也有趣的包含着一种巴蜀式的自得与自足。”它并没有受到强烈的西方话语宰制,也没有明显受到文艺评论界理论中心的影响,而是有着如同四川“龙门阵”的闲适和自足。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无论是电影还是书法,更多的是以“龙门阵”的口吻在聊天谈事,在品茗喝茶,以直观的感性追求着直觉的表达,以举重若轻的态度“四两拨千斤”。这也正如李怡对“龙门阵”的认识,“龙门阵”带来了四川人民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用多种眼光去看世界的可能性。”正是如此,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家有责任去继承“龙门阵”的传统,诚如李怡所言“今天,我们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好这种‘龙门阵’传统,其实是值得川渝地区的作家、文学研究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发现虽然李怡所勾勒的“地方路径”更多是针对单个的四川作家与民国报刊史料,但是如果延续着“地方路径”的思路“接着讲”,新时代的川派文艺评论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还在于它有一整套机制保障措施,这种机制保障措施使得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特质形成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不是一种个别,而是一种整体,这在根本上是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之所以作为流派能够成立,能够对其进行美学研究的原因。

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在顶层设计上有着非常特别之处,可以说川派文艺评论的发展和崛起是新时代四川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典型代表。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虽然是文联的事业单位,但是在工作任务中与省委宣传部保持着紧密联系,直接配合着四川省重大文艺创作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川派文艺评论是四川文艺界的“理论发动机”。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将川派文艺评论写入四川文化强省的战略规划,以文件形式在制度上对川派文艺评论给予定位。其次四川省文联率先将四川文艺评论家纳入协会事业单位管理,在人员编制、干部任免、岗位设定、干部职级上实现了正规化,完善了四川文艺评论的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这不仅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都是具有创新性的举措。十四五期间,四川的每个市州都成立了文艺评论家协会,建立市州的文艺评论家协会不是选做题而是省委巡视组要求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更令人值得兴奋的是新时代四川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的征程中,《四川省文艺精品奖励办法》的出台给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打了一剂强心针,《四川省文艺精品奖励办法》将中国文联、中国评协主办的“啄木鸟”文艺评论年度推优作为文艺评论界国内最高奖项立项表彰,在全国各级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掀起了具有影响性的示范效应,有效扩大了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截止到目前已经有4位川派文艺评论家获得了此殊荣;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评论两新论坛“锦江论坛”长期落户四川,成为了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对外宣传的最好窗口;李明泉当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极大鼓舞了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工作者,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需要更多领军性、标志性人物;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人才评论项目、青年创作项目入选四川艺术基金,研究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课题立项四川省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川派文艺评论与驻川高校紧密合作,以专题会、研讨会、月谈会等方式关注学界业界前沿,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内涵建设始终围绕着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目标锻炼队伍、提升自我;与此同时,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走出去的步伐从未停止,2021年11月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西部10省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西部文艺评论协作机制”,商讨“西部文艺评论协作机制”的可行性,探究西部文艺评论的美学精神。更重要的是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还离不开媒介的形塑,如果没有《四川日报》整版的“圆桌对话”,“川派评论”不可能成为了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如果没有《四川日报》持续的关注,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不可能得以深入下去,如果没有《四川日报》新媒体平台“川观”、“西岭雪”的强力加持,新时代川派评论不可能得以团结全省老中青文艺评论家,不可能集中全力形成文艺评论争鸣讨论的现场。可以说,这一整套机制保障措施是挖掘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地方路径”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最特殊的经验。

五、结论

因此,新时代川派评论的“地方路径”事实上催生并成熟了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风格,它是与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同频共振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的侧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四川篇章。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风格也不仅是“麻辣烫”、“明砍”,而是茶馆、火锅熏陶出来的生活方式、聚在一起的“龙门阵”。它有着川人幽默的个性、独特的气质、乐观的态度,有着政府、行业、学界、媒体的四方联动、有着综合机制保驾护航的“地方路径”。新时代川派评论的实践充分说明了四川文艺评论不是简单的以“省+派”命名,而是有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美学集合。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特质研究实际上为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贡献了一种“地方路径”的视角,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自主自洽的微观现场是值得重视的地方经验,它没有受到中国文艺评论大一统的格局宰制,也不受制于北京、上海、南京、广东等地文艺评论中心的影响,它促使了地域文艺的繁荣,实现了从“边缘—中心”的话语转移,它既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自身民族性的研究从而彰显出身份、阶级和种族的抗争意义,也不同于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指出的三要素影响,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是有可能形成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主体性建构,它是从历史中生发、从现实中创造出来的具有继承性的经验,它是国家五部委《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尝试和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新时代川派文艺评论的美学特质既是独特的、也是开放的。

编辑: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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