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中人的礼赞
——论叶毓山雕塑艺术中的红军长征雕塑
林木
20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使五千年文明古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在用艺术的方式反映这场伟大的世纪革命史上，叶毓山无疑是当代最典型最杰出的艺术家。他用包括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坐像、重庆歌乐山烈士墓群雕、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等散布国内各地一百四十余件反映中国革命重要史实的雕塑作品，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又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叶毓山的大型纪念碑式群雕创作中，有关长征的大型纪念性雕塑当然是其中重要的创作。.
雄浑壮阔气势逼人的超大体量，是叶毓山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创作给人最直接的印象。这既是由这些震摄人心的重大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又是作者对革命先辈敬仰感情之使然。红军突破湘江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一次最为壮烈的战役，也是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那次战役突破了敌军四道封锁线，胜利渡过湘江，但数万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惨烈悲壮的一页。叶毓山精心设计制作了《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大型群雕。整个碑园占地八万平米，由山脚向山顶布置，群雕为灰白色花岗岩雕凿，长46米，高11米，由四个巨型头像和五组浮雕组成。红军长征最悲壮的翻越雪山，过沼泽草地，就发生在今天的四川甘孜阿坝地区。设址于阿坝松潘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规模比《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更大，占地面积19．27万平方米，由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陈列室三大部份组成。主碑41.30米，主碑人像高14.8米，巍然矗立于元宝山顶，大型花岗石群雕高12.5米，长72米，宽8米，用1160立方米计1440块红色花岗石精雕细刻组合而成……叶毓山所设计制作的大型历史群雕，大多都有这种浩大的规模。这种超大体量的花岗岩群雕，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公共雕塑中也不多见。
当然，体量愈大，设计与制作难度也愈大。但对才华横溢的叶毓山来说，这种超大的体量，恰好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东方与西方的结合，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是叶毓山雕塑艺术突出的造型特征。用西方雕塑团块式结构糅入汉代雕塑浑朴古拙之感，以以天合天之中国观念，用岩石之象征，突出烈士们之不朽，突出长征精神之永恒。叶毓山的雕塑有一突出特点，即其虽然以写实主义为基调，以反映长征中的历史史实，但他之塑造人物形象，不事过多的细节，注重反映精神风貌之大块面结构，且有一种整体浑朴的团块感，山岩感，岩石感。如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中，那坐落在碑园中轴线中央广场进入山顶主碑201级石阶入口的“红军门”群雕，就将当年长征烈士幻化成山岩巨石般的四大头像。烈士们的头像，直接用一块块毛坯般的花岗岩巨石叠砌而成，这种本身具有高低起伏山石感的整体造型，加上对花岗岩坚实糙硬的材质感的强化，让红军烈士们的造型与花岗岩的材料一起构成自然形态之山岩，以象征红军长征及其烈士们的永恒与不朽。《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也成为叶毓山自己最喜欢的雕塑之一：“在我先后组织、参与雕塑的八、九个长征纪念群雕景观中，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着实集中体现我的一大艺术高峰。湘江碑园气势宏伟，胸峙百里山川稻浪，是以往任何雕像殊难媲美企及的”。与湘江碑园有异曲同工之趣的《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也是以四个巨型的红军烈士头像直接成为纪念碑的主体，而碑身高30米，形成震摄人心的力量。当代雕塑泰斗刘开渠在看完该纪念碑后说：“时空系列被完美地和主题表现揉和着，四个巨石般的红军头像出人意料的突兀在观众的视线流内，圆形饰带加强了叙事性和指定性，起到了点醒主题的作用，上面闪耀着星光打破了沉寂，屹立中空的纪念碑主体犹如一柄利剑。”
民族形式的摩崖式造型为这种超大体量群雕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创作样式。叶毓山创作的红军长征大型群雕，所纪念的都是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一些关键的事件，其中有着许多丰富而感人的情节。要以群雕的方式去反映这些历史，可以如罗丹《加莱义民》式的圆雕方式，亦可用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的浮雕的方式，还可用汉代画像砖之线雕的方式。然叶毓山别出心裁，他以传统佛教雕刻之摩崖石刻为基调，采取了融汇中西诸般雕塑样式为一体的方式，自由选用，随意组合，使其群雕创作产生了随心所欲而又自然天成的极为独特的风格。例如在《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中之“红军门”组雕，其正面即为一巨大的摩崖石刻式的石雕墙面。此组石雕以多种雕刻样式组成巨大的摩崖式墙面，其高低错落的“崖面”以巨大的铿锵错落的圆雕头像为基础，穿插差参不齐的叙事性浮雕及浮雕中的线刻细部，并辅以镂空的洞口及“迹断意连”的两段断裂墙体，构成中外雕塑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雕塑形态。叶毓山此种“摩崖”石壁，与巨大的圆雕头像相互穿插、错落、镶嵌、连接，形成或连续或分散或似断似连的空间组合，构成大小、疏密、虚实、凹凸的对比关系及参差不齐的外部轮廓。其间点缀的摩崖浮雕造像勾勒出了湘江血战的悲壮画面。这样，历史情节的形象展示与巨大的头像特写相映证，红军英雄个人典型与革命事业的宏观场景相呼应，纪念碑式高聳雄浑的圆雕类型与平面展墙般叙事浮雕线刻相结合，让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成为感天动地的不朽诗篇！此种不但源自中外雕塑诸种形式因素的自由融和的新型样式，显然又融入了中国绘画造型上虚实相生，迹断意连，虚室生白（墙面有不少虚空的石面）气韵生动，辩证统一诸般以意造象的中国式意象特征，多种造型因素均统一于气贯长虹的长征精神和永垂不朽的景仰之情。为了创造一种亲和的氛围，叶毓山别具匠心地把群雕习常使用的基座统统取消，直接融入园林建筑的艺术空间，让雕像从草里从地里直接生长而来，让雕塑人物直接与大地接触，与观赏者贴近，真正让雕像与大地、与大众融为一体。人人都可以近距离去感悟、体验，与英雄们交流。人们可以任意走进作品中间，融合在移步换景、形神兼备的艺术氛围中，作品、作者、观者之间自然引起一种强烈的艺术与精神的共鸣。人行其间，塑像、天地、观者三位一体，贯通一气，形成一个和谐的情感与精神的气场。这种构想也更能让观者近距离地、深切地感受那一场史诗性的、悲壮的战争场面。或许，这也是叶毓山让其雕塑艺术更具一种与观众零距离的直接交流，让历史史实与观者情感融汇贯通的史诗性表达的又一别致的方式。
与此种天地人融为一体风格相一致的，是叶毓山特别看重他的雕塑作品与环境的关系。凡是叶毓山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此种融艺术与环境为一体的环境艺术的特征。在松潘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园》里，碑高50米，人像高10米的巨型碑体，象一柄长剑直插阿坝高原深蓝色的苍穹，一种深沉而崇高的革命情感由然而生。《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则依山而建，沿碑园中轴线中央广场进入山顶主碑，可沿201级石阶直登山顶，山顶之主碑高达34米，登顶而俯瞰整个园区，自然生出叶毓山那种“湘江碑园气势宏伟，胸峙百里山川稻浪” 之感慨。由于叶毓山群雕直接从泥土里从青草中自然生出，亦如自然中之自然物一样。叶毓山雕塑此种独特的手法，使其作品亦自然而然地成为山川大地森林中之有机组成部份。此种特点在《忠魂曲》中特别突出。此组花岗岩石雕以不事细节的大块结构去塑造烈士形象，而石块又保留着原石的粗糙感以突出人物岩石般的刚毅与坚强。当这种花岗岩般的形象直接从松林中的草地中生长而出，连同石雕旁的青草，石雕附近的松林，加上花岗岩上微绿的苔藓，真可谓天地石雕浑然一体，既有雕塑现场感中的有机和谐，更有烈士精神与大地山川同在，与日月辉映的永恒与不朽的意蕴。
叶毓山的雕塑创造实则已游刃于西方现代雕塑和中国古典雕塑两大体系之中，他已在自已的雕塑创造中实现了一种融汇中西无可无不可的自由大化境界。至此，叶毓山实则已开创了一种个性鲜明且前无古人的崭新雕塑样式，一种既有西方造型因素更具中国艺术精神，且带上叶毓山鲜明个性特色的全新的雕塑样式，一种可概称为“叶毓山雕塑范式”的中国当代雕塑范式。
如果上述特征已经显示出叶毓山大型群雕作为公共艺术非常独到而充满个性的特征的话，那么，他在表现这类伟大崇高雄肆悲壮的革命性题材时，注意对人性和情感的把握，则是其作品点睛升华之笔。习近平主席说要不忘当年革命的初心，何为“初心”？不就是共产党闹革命武装起义万里长征的目的，让社会能公平让穷人能有其田让每个人能过上好日子么？艺术作为艺术，也就因为要用艺术的手法去呈现艺术家的情感，作品主人公的情感。在这种悲壮激烈血雨腥风中去寻找那种革命的“初心”，革命者本真的感情，和他们之间的温馨细腻的情感的联系，是叶毓山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当然，此类革命战争的主题，尤其是艰苦卓绝的长征题材，在金刚怒目金戈铁马的主调中，叶毓山十分注意发掘一些细腻温柔感人肺腑的情感细节，或者说，几乎在任何战争场面的惨烈描绘中，我们总能在叶毓山的作品中，发现这种人性的显露。我们可以在国防大学的《长征》群雕中，一组长征途中红军士兵顶风冒雪相依相扶艰难前行的场景。两位女红军那种乐观交流的神态中，既有男红军们的支持，又有女性间的扶持，这是悲壮中的温馨。在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园》中，在其《参加子弟兵》的叙事性浮雕中，有母亲送别儿子，有妻子送别丈夫，有妈妈怀中的幼儿告别年轻的父亲，更有被打瞎了双眼的父亲告别儿子的场景！哭泣的亲情场面背后，显然是严酷的现实，和百姓翻身求解放的决心。在《艰苦历程》的一组圆雕群象中，已在马上即刻出发前一瞬，向襁褓中的婴儿告别的红军母亲那催人泪下悲痛难抑的神情，孩子交给当地藏族妇女抚养的细节处理，则又埋下情感的伏笔。红军战士们抛妻别子之“初心”不就是长征意义之所在么？或许，《女红军卫生员》的塑像更为典型。那是一位在长征途中牺牲了的女红军卫生员。生前，这位红军卫生员在为当地民众治病疗伤中已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叶毓山在为这位女红军战士塑像时就选用了给孩子喂药的感人细节。这种处处为民众着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也正是红军革命的核心精神么？正是这种军民一心的精神，这种女卫生员关爱民众的人性的力量，使叶毓山的雕象在当地成了民众敬仰供奉的菩萨般的圣像！而贯通其中的，不也是人性的力量么？这让我想到叶毓山主持塑造的毛泽东纪念堂毛主席坐像。当文革的政治把毛泽东变为一尊神祇时，是叶毓山把毛泽东再还原为一个人，一个劳累辛苦了一生，该坐下休息的伟大而平凡的人，这不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力量么？当然，贯穿于叶毓山革命历史雕塑中那些对革命者对烈士们坚毅、刚强、不屈、勇敢精神的歌颂，及种种伟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的表现，呈现的实则是对人对人性的探索与礼赞。对人对人性本身的关注，其实已点出了20世纪中国革命本质之所在，是革命题材之主题对本源 对“初心” 的回归。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最集中最突出最典型地体现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政治事件中。梁启超曾说，20世纪的中国，遭遇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了两千年未有的翻天覆地般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有着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20世纪中国应当有属于这个世纪的伟大的艺术家。从这个角度看，天才的叶毓山是幸运的。他的雕塑艺术，大多就集中于20世纪最重大最深刻最惊心动魄的若干历史事件的大型纪念碑式创作之中。叶毓山迄今为止创作的140余件堪称浩大的历史题材雕塑，集中地完整地艺术地呈现出20世纪史诗般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叶毓山艺术创作的精彩之处，则是他在生动的再现历史的同时，深刻地挖掘着历史背后那种创造历史的人的伟大，人性的伟大。叶毓山雕塑艺术突破历史题材自身之处在这里，他的艺术创造之杰出而独特的地方在这里，他的标格突出于20世纪美术历史之处也在这里！我毫不怀疑，若干年后，后世的人们在回看20世纪美术的历史时，叶毓山及其雕塑创作将仍然雄踞在史册之中难以超越！建国60周年时，国家对60年来在建筑与雕塑两个领域有重大贡献者颁发了“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暨成就提名奖” 共60个奖项， 当叶毓山在大半个世纪这60个奖项中一人独得2个奖项并与人分享两个奖项共获4个奖项时，我愈发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