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政协四川省第六届常委会常委、四川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正厅级离休干部、著名美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李焕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3日19时2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86岁。
都江堰聚源家中 （唐开奇/摄）
1951年2 月我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就到了四川，进入四川重庆《新华日报》，在美术组。当时，在我们《新华日报》，除了报纸要插图、要写美术字、要题花，我们还出一个《大众画报》。《大众画报》发行量很大，都是直接宣传刚刚解放时党的政策的。那么，就要求我们对老百姓的生活要很熟悉，对老百姓的思想也很熟悉，对党的政策也非常熟悉，这样创作才比较贴近实际。所以就必须去深入生活，去搜集素材，那么我就下去了。
下去后，到过内地的一些农村、工厂等。我第一次进西藏，是在1953 年和牛文同志去的。到藏族地区去呀，实际上是很苦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会感觉是非常非常苦的。我们去了以后，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 1953 年的时候，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是签了，允许我们修路进军到拉萨，但并不允许我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在公路线上跟解放军在一起，那是社会主义的队伍，是社会主义；离开公路，一到老百姓那儿去，就是农奴制度，也就是说公路线以外，全都是农奴制度。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下乡去画画，难度很大，老百姓不理解，又害怕，不知道跟我们接触会有什么后果，他们心中无底。因为他们上头还有土司呀，这个土司到底是亲汉的、亲英的、还亲藏独的，这个都说不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接触老百姓很困难，遇到亲汉的老百姓，我们去了他们还把狗拴住，让我们进去，当然这是最好的。也有一些人呢，装着没看见，我们去了，狗也不拴，那个藏獒啊，出来咬你，你简直没办法，所以呀，我感觉到藏族地区去是很困难的。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感觉单独行动这样下去不行，后来我们就跟当时西康省联系，牛文是老干部，也是高级干部，就说我们要求挂职，要有职务。当时公路修到甘孜嘛，牛文同志就在甘孜的云观区挂了一个职，职务是云观区机关党委书记，那不是区委书记；我呢，作为年轻人，就是机关党委的委员，我负责带领干部，不管是少数民族干部或是其他干部，一起学习民族政策，学习如何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他他们的风俗习惯，做群众的工作，解释我们的民族政策，这样我们的活动余地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有职务了。那时候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成立，政府还是他们的农奴政府、是噶厦政府，但是党组织是可以成立的，区委是可以成立的，可以发展党员。我们作为区委的干部，就有条件和当地的土司进行沟通，我们要去哪儿画画，要找什么人，土司就可以在中间协调，这样我们才活动开来。53 年这次去那儿，由于我们挂了职，所以那次去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1956年10 月，我们又一次去西藏，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叛乱了。我们当时乘的汽车是军队上的汽车，从成都出发走康藏公路到拉萨。自然条件简直就不用说了，恶劣得不得了，泥石流、塌方呀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放冷枪，当时是军队保护着我们进藏，前面是机枪架在大卡车的车顶上，后面是几个战士持着冲锋枪警戒，我们在中间，在篷子里头，整个汽车里头全都是武器，手榴弹什么的，我们就坐在弹药箱上面。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进去的，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到拉萨，一路上太麻烦了，中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险阻。
当时因为建军20 周年要搞一个大型画展，所以由总政组织了一个中校叫艾颜，还有牛文、我、马长力，这几个人进去的。到了拉萨过的元旦，在日喀则地区活动了两个月，当时天气是冷得不得了，那是春节前，我们住的是帐篷，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带的被子根本御不了寒，就把皮大衣穿好了，外面再用被子裹上，然后再拿围脖围上，帽子也戴上，最后拿绳子绑起来。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帽子上毛的四周全都是冰，出的气全都变成冰了，非常的艰苦。
到了1957年的2 月，由于武装叛乱活动猖獗，不断升级，已经把拉萨包围起来了，军队就通知我们撤出拉萨。他们派了一辆军用卡车、两个司机、四桶汽油，送牛文、我和马长力三人，艾颜先前已经坐军用飞机走了。因为当时康藏路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这五个人就走青藏公路回川。那个天气冷呀冷得不得了，刚上唐古拉山汽车就“轰轰”不行了，就下来铲雪，我们走的时候带了很多路上防滑和取暖用的木材，就在木材上倒上汽油生火化雪，再把化的水倒在汽车发动机上面，在这个化雪、倒水的过程当中，汽车水箱里的水又结成冰疙瘩了，又得要用火来化水箱里的冰。当时风大到什么程度呀？我们烧火的时候，火苗被风吹到三公尺以外。就这样一点一点烧、一点一点走。
好不容易走到唐古拉山山顶上，完了，汽车彻底完了，汽缸床也冲了，车也没电了。嗨！只有在山顶上，海拔至少在5500 米。尽管我们三个人都穿着大衣，盖上被子睡在车上，但还是冻得直打抖，抖啊抖，甚至抖得汽车也“吱吱”的响，就这样抖了一个通夜。第二天早上，有太阳，他们已经不能下车了，牛文也病了，那时候就我身体还好点。我就下车去，周围到处是白雪，雪下到深沟里就变平了，哪里是公路，哪里是沟已经很难辨认了，没法走了。
现在想来，当时真是危险得很。后来，我就听见有人劈劈柴的声音，就去找到那个劈柴的解放军，我问他“怎么在这劈劈柴？”他说“你看嘛，我们的汽车掉到山沟沟里去了，我们在等待救援。”我说“你们在哪儿住呀？”他就给我带到他们自己挖的一个雪洞，那个雪厚得不得了啊，在那个雪洞里面拐来拐去拐了三个弯才到他们住的里面，他们把汽车上带的木板浇上汽油在雪洞里烧火取暖。后来我跑到我们车上拿了一些馒头，拿茶缸子化了点儿雪，再在火里面烧化，把馒头烤热，因为那馒头已经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了，咬不动，咬半天才能咬一点面儿下来。然后又用雪化了一些开水，倒上糖，我就赶快端回来，他们每人吃一点、喝一点，就这么将就着。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来了一个车队，大概有三、四辆车，我们就求援了，请他们用钢绳把我们这个车子拖下去，他们说他们没带钢绳。我看到翻在山沟底下的车上有钢绳，我就下到山谷里去把钢绳捡上来。冷到什么程度，我诉你，我戴的是皮手套，到下面解钢绳时，戴着皮手套是解不开的，我把皮手套脱掉一摸那个钢绳呀，手被粘住了，我一扯，手上一大片皮被扯下来，全部都是血，没办法，又把手套戴上，好不容易把钢绳弄下来。不弄下来命也是没了，弄下来，那个钢绳又重得不得了了，我就背着钢绳往上爬，哎……，那个真要命，用了很久终于把钢绳弄了上来。弄上来之后，又把我们的车栓在他们的车上，奇怪得很呐，到现在我都还没弄明白，人家的车在前面走，我们的车就是不跟着走，就“咕咕……”的叫，屁股就往县崖这边挪。“噢”，得赶快停下来，好多人又来把我们的车推正，挂上钢绳再拉，还是一样的，它就是不往前走。他们就说“你这个车是没办法拖，这样好不好，我们下去之后，到了兵站，我们跟兵站联系，就说山上有几个画家，等待救援，让他们来想办法？”就这样，他们就下去了。走了之后呀，我们又在那儿呆了一个晚上。我们当时想啊，汽车是国家财产，我们走了感觉就对不住国家，所以还是希望人车一起走。第二天，又来了一个车队，那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就不行了。那车队看我们的样子，“不行，你们把汽车扔了，赶快跟我们下去，救人要紧！”他们说。我们还是想把车带下去，又把钢绳套在他们车上，那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子开着灯。这时候牛文从我们车了下来，上他们那个车的时候要经过那个钢绳，前面的车一拉，钢绳“嘣”的一下就弹起来了，正好打在牛文的胯下，他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哎呀，我们就赶快救人，把他救到司机台让他慢慢地缓过来。我们的车还是没法拉走，只好把行李全部搬到他们的车上来，公家的车就等于把它扔在那儿了。
到了兵站以后，兵站很重视，给我们烧好了姜汤、安排住处，这个住处就是在地下挖一个深坑，坑上面架一些木头，木头上面再盖上部队用的帆布，帆布上面再压很多石头。当时就感觉这是很好的住处了。我们喝了姜汤，吃点东西就睡觉了。哪晓得半夜狂风来了，飞沙走石，一下子就把上面的盖子掀走了，我们也就露天了。牛文就大喊：“李焕民，你怎么样？”我也大声回答说“我还活着呢。”他叫我们干脆挤在一起，我们三个人就赶快挤到一块。嗨……，一直耗到天亮，才搬到另外一个地窝里头。就这样一站一站的，经过两个月才回到兰州。
这次我们去画了几个月的画，每个人都有好几百张画，速写、人像、风景呀。在最苦的时候，牛文也开过玩笑：“算了，就这样了，人是回不去了，但是作品还在，盼着将来能够开个遗作展览会就不错了！”我们还算幸运的，活着回来了。以后又去了好多次，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时候，牛文、达瓦和我又去了。
我们到藏区去，除了刚去时有关单位接待我们住两天宾馆，其它的时候都是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在一起，睡就睡在帐篷里面的地上的，到藏民家里也睡地上，或住在老百姓的库房里面，没有睡过床，生活非常俭朴。也就是跟着延安精神去深入生活，真正是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
材料来自《四川美术》2 009 年第10 期（总第120 期）访谈文章：《牛文是幸福的——专访著名版画家李焕民先生》，采访人：唐开奇。本文有删减。
50年代期间多次深入川西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区牧区体验生活（右二）
50 年代在草地体验生活住在牧民帐篷里
1953 年在甘孜县体验生活
1953年李焕民（右一）和牛文在甘孜草原深入生活
1956 年在喜玛拉雅山脉写生
1965 年汽车坏在唐古拉山
1965年在西藏深入生活
1975 年在藏北写生
《四川美术》编辑部整理